1935年初夏，大渡河两岸的石壁已经被水汽浸得发黑。河面看上去平平，可只要把一块木头扔下去，转眼就会被急流卷得不见踪影。当地有句话：“大渡河里没见过溺尸，因为人一下去，就被冲得连影子都找不着。”在这样的地方撑船，船工挣的是命钱。
就在这一年，一个二十来岁的船工帅仕高，站在安顺场附近的河岸边，看着上游不断传来的枪声和硝烟。他身后，是靠河吃饭的一群人和一家老小；河对岸，是正在寻找生路的一支队伍。这名普通船工后来的一个决定，与这片“天堑”紧紧连在了一起。
19年之后，1954年，大渡河边的乡镇里来了几位从省城下派的干部，带着中央转来的电报，要找的，正是当年那位撑船的年轻人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个名字，在当年的红军指挥部里，并不起眼，却被人记了几十年。
一、困在天罗地网里的队伍
要说帅仕高这一桩事，离不开前一年那场被动的转移。1934年秋，在江西瑞金周围的中央苏区，局势已经很紧。国民党反复“围剿”后，开始修碉堡、筑堡垒，一点一点往苏区挤压，企图把红军死死锁在一个狭小地带，再慢慢消耗。
面对这种“堡垒主义”，红军多次突围都不顺利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，留在中央苏区的主力已经难以支撑，继续硬扛只会被一点点磨没。于是，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出决定：战略转移。
1934年10月10日，中央红军主力从瑞金等地出发，开始了后来被称为“长征”的远程机动。这支队伍一共大约8万多人，包含1、3、5、8、9军团以及直属部队和中央机关，带着大批辎重，浩浩荡荡向西撤出。
蒋介石早就盯着这一块，一看红军开始“搬家”，立刻调集重兵堵截。据当时记载，粤军、桂军和中央军的部队加起来，在湘江一线集中了40万之众，准备利用一条条封锁线，把这支队伍拦腰截断。
转移初期，红军行军很艰难。辎重多，路线又不熟，只能一边走一边打，边打边找突破口。到11月下旬，形势更加严峻，前有封锁线，后有追兵，左右两侧还有敌军包抄，部队被压缩到了湘江边。
1934年11月27日前后，湘江战役打响。这一仗打得极其惨烈，红军连续几天在江两岸抢渡、突围，各军团轮流掩护。敌军用上了飞机、大炮，还有密集火力封锁渡口。许多官兵就是在那几天倒在江边、江中，有的连名字都没留下。
战斗结束后，中央红军人数锐减。据多方史料统计，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多中央红军，到湘江之后只剩下三万多人。红5军团、红8军团等部队被迫撤销，幸存人员并入其余军团。这种损失，对任何一支军队来说，都是沉重打击。
有老红军后来回忆，那时候队伍里气氛压抑，连说话声都低了下来。有战士在行军间隙问身边的同志：“还能走得出去吗？”对方愣了半天，只回了一句：“得走，不走也得走。”
从这一环节看，红军已经被国民党构筑的“天罗地网”困得喘不过气。也正是在这种生死关头，内部指挥上的问题更加明显，必须变化。
二、遵义之后，路走活了
湘江的惨痛教训，很快被摆到桌面上。1935年1月，红军行至贵州遵义，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。这次会议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，主要任务，就是总结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和湘江战役的失败原因，调整指挥。
会议期间，许多与会者对之前照搬教条、僵硬防御的指挥方式提出了严肃批评，对一味硬拼阵地战的战法也进行了反思。1月17日，会议正式通过相关决议，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领导核心，在军事上开始摆脱过去那套打法。
从这以后，红军的路，明显“走活了”。不再一味死盯某一个固定目标，而是根据敌情灵活转移。最典型的一段，就是后来经常被人提起的“四渡赤水”。
1935年初，红军在贵州、四川交界地带一带机动，利用赤水河一带的地形和道路多变的特点，在敌军眼皮底下来回穿插。先渡过去，敌人追上来，又折回来；敌人绕到前面堵截，红军又突然变向，从另外的口子钻出去。
这种机动战，让习惯了沿线设防、按图堵截的国民党军一下子难以适应。地图上看，红军的行军路线像是在赤水河两边画了几道弯曲的曲线，时而向西，时而向南，连敌军内部的电报里，也多次出现“红军去向不明”“主力行踪不清”的字句。
有参战将领后来回忆，当时部队在黔北、川南一带穿插时，经常是晚上还在走，白天才找地方休整。虽然辛苦，但大家心里清楚，和之前被动挨打相比，现在主动多了。
经过几次关键机动，红军逐步摆脱了正面重兵集团的合围，在云南会理一线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部署基础，同时寻找北上的通道。中革军委随后下达指示，准备向川西北进，目标是跳出敌人重兵控制区，争取与西北方向的红军会合。
这时摆在红军面前的，是一道真正意义上的“天堑”——金沙江与大渡河流域。
三、“天堑”大渡河和安顺场船工
说到大渡河，当地老人都知道，这条河从青藏高原一路奔流下来，到了四川境内，已是水势汹涌。尤其在石棉县一带，河道狭窄，两岸山崖陡立，水流又急又乱。晴天时，看着还算平静，一旦靠近岸边，才能感到脚底下那股震动。
在历史上，大渡河也不是没有过名场面。清朝年间，曾有农民起义军在这里被阻，后人说起时总爱用“天堑”来形容。对当地船工来说，这条河既是饭碗，也是威胁，他们从小就知道，水势在哪一年涨得最高，哪几块石头下面有暗流，哪一段河面一旦起风，就得赶紧靠岸。
1935年5月下旬，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抵达大渡河安顺场附近。这里有渡口，但平时做的多是零星买卖，撑船的几户人家，基本上就靠接送两岸脚夫、商旅为生。靠着一根长篙、一支木桨，几十年如一日。
对红军来说，强渡大渡河，是跳出敌军围堵的关键一环。如果过不去，追兵一追上来，只能在河边继续硬拼，到时候又会重演湘江那一幕。对于蒋介石和他手下的将领，这里同样是重点。他们非常清楚，只要牢牢拦住河对岸，让红军被堵在南岸不动，就有机会调更多兵力围歼。
也正因如此，红军到达安顺场时，既要考虑军事部署，也要尽快摸清当地情况：河水水势如何？渡口有多少船？船工是什么态度？有没有可能争取支持？
当地百姓一开始有些犹豫。多年战乱，让他们习惯了对外来队伍保持警惕。谁也不愿卷入大冲突，更不想轻易押宝。岸边村子里，大人小孩站在巷口，远远看着这支穿灰色军装的队伍路过。有人悄声问邻居：“这是不是以前听说的那支红军？”
慢慢地，情况有了变化。有村民注意到，红军行军时没有乱拿东西，住在谁家就登记谁家，临走前还要把借来的锅碗、草料登记清楚。有战士端着碗走到河边洗，竟然有老乡跑过来提醒：“别在这里洗，这是大家饮水的地方。”战士听了，赶紧把水倒掉，换到下游去洗。
一些老人后来回忆，就是这些看似细微的动作，改变了他们对这支队伍的印象。有人说：“这种军队，跟以前见过的不一样。”
在这样一点一滴的观察之下，安顺场的几户船工开始面对一个现实问题：要不要撑船？
四、年轻船工的决定
帅仕高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被推到前台的。按年龄推算，1935年的他二十出头，在当地船工里算得上年轻力壮的一茬。他从小在大渡河边长大，对河水有一种又怕又熟悉的感觉。
有一天晚上，寨子里几名船工聚到一起，小屋里油灯忽明忽暗。有人忍不住问：“这支队伍要过河，咱们到底帮不帮？”
一位年纪大点的船工叹了一口气：“你别看他们现在纪律好，万一以后局势一变，惹来麻烦怎么办？”
另一人低声说：“可看他们这阵势，要是不帮，只能干站着看他们在河边被打？那样，心里怕也难受。”
年轻的帅仕高沉默了很久，才开口：“这几年，谁来这儿，咱都看在眼里。谁欺负人，谁讲规矩，大家心里有数。红军不抢不夺，做事明明白白。他们要去北方打仗，咱们能帮的，也就这一回。”
老人摆摆手：“你别只讲心气，这河水可不认人。”
帅仕高回了一句：“不认人，可咱们认路。”
这句话，说得并不豪迈，却透着一种实在的判断。他很清楚，大渡河危险，但从他和同伴多年撑船的经验看，只要选路线得当、时机把握好，并不是完全不可能。在军队那边看来，要找人撑船；在船工眼里，这事既是冒险，也是一个判断人心的机会。
经过一番考虑，帅仕高主动找到红军方面，把情况说清楚：河水有多急，哪些时间段水势稍稳，船大约能载多少人，风险在哪里。他还提出一点，非常实在——如果真要渡河，先试一船，看看情况。
红军指挥人员认真听完，没有催促，只是补充了一个关键要求：不强迫任何船工，如果有人不愿意参加，就不动员。这个态度，反过来让在场船工心里踏实不少。
五、第一船和三天三夜
尝试的第一船，是最凶险的一次。帅仕高找了三名熟悉水性的同伴，一共四名船工，撑一只大一点的木船。船上站着的是一小队红军战士，人数不多，但肩负着在对岸抢占滩头的重要任务。
河风很大，浪拍在船帮上，溅起的水花砸在人的衣服上，透心凉。船刚离开岸边，便被急流推着斜冲下去，四名船工使出全力，借着篙和桨一点点调整方向，才稳住船头，逐渐朝对岸逼近。
据后来回忆，行至河心时，一股暗流突然托起船底，让木船猛地一晃，船上有人没站稳，一下子摔坐在舱板上。好在几人紧紧抓住船沿，船工们咬着牙稳住重心，总算没有在最危险的地方翻船。
靠岸后，红军战士迅速跳上滩头，隐入岸边乱石之中，展开警戒。帅仕高和同伴则不敢多停，回头再渡。那一趟的紧张，后来他们自己都说：“那会儿手心都是汗，篙都打滑。”
有意思的是，正是这一船，让岸边观望的船工和村民看清了一个事实：这回并不是说说而已，是真要靠河下功夫了。
随着第一批战士在对岸站稳脚跟，更多红军部队开始排队等候摆渡。帅仕高等人回到南岸，很快又被问到一个问题：能不能再找人来撑船？再多备几只船？
他心里很清楚，自己几人肯拼命，但三四条船远远不够。于是一连几天，他挨家挨户做工作，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其他船工听。有人犹豫，他就带着对方站到河边，看上游传来的枪声和炮火；有人担心家里，他就说：“人一条命，船几条命，心里得有个秤。”
慢慢地，愿意冒险的人多了起来。据记载，到渡河行动全面展开时，安顺场一带共动员起70多名船工，能用的船几乎全部下水，白天黑夜轮换，分班摆渡。
三天时间里，大渡河上几乎没停过。白天，船工和红军战士一起争分夺秒；夜里，只有小小的灯笼在河面摇晃。前一批刚靠岸，后一批马上上船。万一遇到突然涨水，就暂缓几趟，等水势稍缓，再咬牙撑过去。
期间也不是没有险情。有的船被暗流冲得偏离路线，硬是靠着几名船工的经验和吆喝，才重新靠岸。有战士在船上忍不住直呼：“这比打仗还紧张。”
就这样，安顺场的渡口一趟又一趟，三天左右，红军有上万人被送到了北岸，队伍得以继续向川西前进。大渡河这个“天堑”，在群众和军队的合力下，被一点点“啃”了过去。
从这个过程看，帅仕高并不是独自一人完成了奇迹。他的作用，更像是带头的人——既熟悉水性，又愿意承担风险，还敢作出判断，在关键时候带动了身边那群人。这一类角色，在长征沿线其实不少，只是有的人被记住了名字，有的人埋在了故纸堆里。
六、走过去之后的路和那些没有消失的记忆
大渡河一渡，局面就不一样了。红军北上空间被打开，追兵一时难以再形成像湘江那样的封锁。随后，在川西一带，红军继续机动，与敌军反复周旋，逐步向更有利的方向转移。对整个长征来说，大渡河这一环，是从被动挨打走向主动机动的重要一环。
也正因如此，当年的渡河细节，被许多亲历者牢牢记住。在红军内部，有人记下了安顺场船工的情况，把一些名字和事迹写进了材料，有的还专门向上级汇报。
然而，战火纷飞年代，档案整理并不是第一要务。许多材料在转移、战争中散失，有的只剩下模糊的记忆和零散的记录。进入抗日战争时期、解放战争时期，这些当年在大渡河边出力的群众，多数又回到了自己的生活轨迹，有人当农民，有人继续做船工，日子过得朴素而平常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一些党史和军史的整理工作逐步展开。中央有关部门在梳理长征史料时，注意到几个地方群众帮助的关键节点，其中就包括大渡河一线。有些报告里提到：“某船工在安顺场带头撑船”“当地群众积极配合渡河行动”等字句。具体到人，有的写着名字，有的却只有模糊描述。
1950年代初，国家在西南地区开展土地改革、生产恢复工作时，也特别提到要关心曾经支持革命的老区群众。西南军区和地方党委在整编资料时，再次接触到当年渡河的记录，发现有一个名字出现得比较突出——帅仕高。
电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出的。1954年前后，中央有关部门通过西南军区，向四川方面发去电报，请地方协助寻找当年大渡河边曾大力帮助红军渡河的一位船工，电报中注明的名字，正是帅仕高。
七、19年后被“点名”的船工
1954年，大渡河沿岸已经换了一番模样。一些旧码头还在，但河边出现了新修的公路和桥梁。就在这一年，石棉县一带接到了上级转来的电报。县里几位负责同志看完内容，彼此对望了一眼，都意识到，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。
“这个人你们听说过没有？”有人拿着电报问当地干部。
基层干部摇摇头：“名字不熟，不过大渡河边做船工的，就那几乡，我们可以去打听打听。”
就这样，一路有人带路，县里的干部挨村挨户问。有的老船工一听“1935年渡过红军”几个字，立刻想起了当年的情形：“我那时候年纪还小，只记得河对岸枪声不断，村里有几个人去撑船。”
有人提了个名字：“是不是帅家那个小子？他当年最能折腾。”
乡里干部顺着线索找到了帅仕高。他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光着胳膊撑船的小伙子，而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，脸被风吹得黝黑，手上老茧很厚。
见面时，一位干部开门见山：“中央来电，要找当年在安顺场帮助红军渡河的船工同志，是不是你？”
帅仕高愣了几秒：“都这么多年了，还记得这事？”
干部笑了笑：“记着的。”
他被请到县城，之后又到省城，接受了有关部门的详细询问。过程并不复杂，主要就是核实当年的渡河情况，他参与了哪几趟，动员了多少人，具体做了什么。许多细节与军史里现存的记载一一对应，证明他确实是当年的主要参与者之一。
谈到动员船工时，有工作人员问：“当时你们图什么？”
帅仕高想了想，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：“那时候哪想那么多，见他们守规矩，知道是在干正事，能帮一把就帮一把。”
在一些材料里，记录了他的这个回答。语句很朴素，却概括了许多当时群众的心理。不是谁去说什么大道理，而是长时间接触后，人心自有判断。
有关部门在核实情况后，向上级做了报告。帅仕高作为当年支援长征的重要群众代表，被正式记入材料，并陆续受到表彰。他所在的家庭，在地方政策上也得到了应有的照顾，生活逐步改善。
八、后来的一些来访和不张扬的晚年
时间往前推，又过去了十来年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一位熟悉长征路线的老将军来到大渡河边，看望当地一些当年帮过忙的群众。彭德怀曾经担任红三军团和后来的西北野战军主要领导，对长征沿途许多地方都有印象。当他得知安顺场附近还有当年船工健在时，特意抽空和地方同志一起去看望。
屋子不大，桌子也很简单。坐下后，彭老总问帅仕高：“那几年你们过得怎么样？”
帅仕高回答得很实在：“有吃有穿，孩子能上学，比以前强多了。”
短短几句对话，多年风雨似乎都化在其中。两人谈起大渡河渡船时的情形，一个从军队角度回忆，一个从船工角度回忆，有的细节竟能对上。比如哪一段河面流速快，哪一处岸边石头滑，这些在他们各自的记忆里，都没有褪色。
到了1987年，时任总参谋长的杨得志安排有关部门，邀请包括帅仕高在内的一批长征亲历者、支前群众代表到北京参观访问。那一年，帅仕高已经七十多岁，身体虽不如以前硬朗，但脚步仍然利索。
在北京，他参观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，看到里面陈列的长征相关展品时，停下脚步，默默看了很久。有工作人员指着展板上的大渡河战役示意图，问他：“当时你们是从这一段渡过去的吗？”
帅仕高眯着眼睛看了看，点点头：“差不多，就是这一带。河湾的位置差不多。”
有人半开玩笑说：“你那一船，可把后面很多事都带出来了。”
他笑了一下：“哪有那么玄，大家都在出力。”
访京归来后，帅仕高重新回到熟悉的大渡河边。那时，他的孙辈已经长大成人，有的选择务农，有的外出谋生，还有一位孙子参军入伍。对于这个选择，家里人并没有大张旗鼓，只是私下里说：“你祖爷爷当年跟军队打过交道，知道这支队伍是什么样。”
1995年，帅仕高在家中去世，享年85岁。他走得很安静，没有什么仪式，只是在安顺场一带，知道内情的老人提起他时，会说一句：“他是撑过红军的人。”
九、从一个船工看到的几层意思
回头看帅仕高这一生，有几处细节颇值得玩味。
其一，红军在大渡河一线争取到群众信任，并非临时抱佛脚，而是长期纪律和作风积累的结果。安顺场的船工一开始并不知道这支队伍未来走向如何，他们能作出的判断，主要依据来自切身感受：红军到了村里，是否扰民？付款是否算账？有无欺负人？这些最直观的东西，最后转化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决定——愿不愿意在生死关头站到对方一边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长征不仅仅是军事行动，也是一场深入人心的群众工作。纪律被坚持了多久，到了关键一刻，就会以怎样的形式显现出来，这在大渡河渡船事件里，表现得很清楚。
其二，遵义会议以后，红军的战略机动能力得到释放，为选择渡河时机创造了条件。湘江战役后那支疲惫的队伍，如果仍旧按原先僵硬的打法硬闯，很难有机会在大渡河前留出空间与时间来准备。正因为前一阶段通过四渡赤水、巧渡金沙等动作，甩开了大批追兵，才换来了在安顺场组织渡船的可能性。
军事上的机动与群众的配合，在这里形成一条链条。一环失误，后面就很难接上。
其三，1954年中央发电报寻找这位船工，看上去是一个“小人物被记起”的故事，背后折射的是对基层贡献的重视。许多支前群众当年没有军籍，没有编号，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报上去，只是在关键一刻出了把力。战火停息之后，如果没人去查、没人去问，这些名字很容易就被湮没在村庄的日常生活里。
从西南军区到四川地方党委，再到县乡干部下乡走访，这一串动作并不是为了作秀，而是说明在总结历史时，尽量不把那些默默付出的人漏掉。纵然不可能把每一个名字都找齐，至少在条件允许范围内，多做一些核实，是对那段历史的负责。
其四，从家庭层面看，帅仕高晚年没有把自己当成“功臣”，也没有在村里摆出什么架子。他对自己那段经历的叙述，一直比较克制，说得最多的，是“当时就想着帮一把”。这种不张扬的态度，在许多老支前群众身上都能看到。他们习惯站在队伍背后，认为“这只是该做的事”。
试想一下，如果当年大渡河边的群众集体选择袖手旁观，哪怕只是消极一点，渡河行动的难度都会成倍增加。正是这一批普通人的选择，在看似微小的节点上，左右了整个行动的推进方向。
在长征那条曲折而漫长的路上，帅仕高只是众多人中的一个。但他在1935年初夏冒险撑起的那几篙，确实在历史的激流中，拨开了一道缝。多年以后，当这个名字被从档案里再次翻出来时，人们看到的，不仅是一个船工的勇气，更是一段军队与群众彼此信任、并肩承担风险的真实景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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